中国资本出海的“东风”与”绊脚石”

中国企业正在大步走向世界。

1月12日，普华永道发布《2016年中国企业并购市场回顾与2017年展望》，2016年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金额达2210亿美元，约为2015年同期数据的3.5倍。

仅仅一年，中国大陆企业并购总额就超过了前四年中企海外并购交易金额的总和。

2016年2月3日，中国化工宣布以428亿美元的全现金报价收购瑞士农业化学品企业先正达（Syngenta），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达成的最大一桩海外收购；6月7日，中国家电企业海尔集团55.8亿美元收购了美国通用电气(GE)的家电业务，刷新了海尔集团海外并购规模的纪录；6月21日，腾讯发布公告称以86亿美元收购芬兰移动游戏巨头Supercell 84.3%的股权，创下了中国互联网公司最大规模的收购案；而万达集团则目标专一，继续将资本聚焦电影产业，在开年宣布以不超过35亿美元收购传奇影业……

汉领资本的董事总经理夏明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据他观察，去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显著的特点是不断并购知名公司、行业巨头，而且从项目本身来看，都有很明确的战略目标，业务协同效应非常明显。

“没有战略的企业会输得干干净净。” 中投公司副总经理祁斌在今年年初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海外并购投资企业。

始于20世纪80年代

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起步较晚。真正意义上的境外投资始于20世纪80年代。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了15项经济改革措施，其中第13项明确提出：“要出国办企业”。这项政策的确立，开启了中国公司跨国并购之路。

在最初二十年里，海外并购活动主要集中于少数实力雄厚的国有大型企业，这一时期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量少、规模小，并购的目标地区集中在美国、加拿大、印度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所涉及的行业主要为航空、矿产资源等带有垄断色彩的行业。

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这一战略使得中国的对外投资进入新的阶段。

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开始出现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海外并购事件。跨国并购的规模逐步扩大，并购的目标地区也在扩大，民营资本在海外收购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涉及的行业也已经发生变化。

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中国并购市场当中数额最大的行业分别发生在互联网、IT、金融、生物科技（医疗健康）等行业中。

普华永道最新的并购报告也显示在2016年，高科技、大消费相关和媒体及娱乐行业正在吸引大量资金。

普华永道中国企业购并服务合伙人唐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基于现阶段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竞争态势，中国企业主动选择海外并购，以期实现行业多元化、产业全球化、技术高级化的布局”。他认为，海外并购的显著增长主要“得益于资本市场畅通的融资通道和快速增长的财务投资者。”

夏明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现在处在需求升级的阶段，所谓好的产品与服务跟不上需求，这种现象2016年尤为明显，再者对于内企业来说，“中国国内的金融环境比较宽松”，便于银行借贷。这为企业开展海外并购创造了比较好的资金环境。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是一个原因，“从宏观条件上看，未来人民币双向波动的可能性加大，促使企业考虑将剩余资金配置为海外资产。”

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并购业务执行负责人周雷在“2016中国并购合作联盟并购高峰论坛”上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认为海外并购的背后的驱动因素之一是中国庞大的市场以及消费升级的需求。通过跨境并购获得国外的资源，为产业升级提供了优势和流动性。其次，而宽松的利率环境以及便利的融资手段，使得企业能够拿到更便宜的钱。另外，全球经济放缓，使得很多收购机会出现。

海外并购并非一帆风顺

金融时报的报道称，中国企业在“买买买”的过程中遭遇挫折“缺乏尽职调查往往是诱因”。

除此之外，更加严峻的问题来自外国政府的安全审查。

据金融时报披露的数据称，自2015年以来，近400亿美元的中资拟议海外并购告吹，多数是因为各国政府日益担忧安全和竞争问题，中资并购日益受到欧洲、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政府的审查。

上文提及的2016年最大一笔海外并购交易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的审批期限就一再被延长；福建鸿芯收购德国芯片制造商爱思强（Aixtron），也在2016年底被柏林方面以“先前未知的安全相关信息”为由驳回。

在媒体描述中，跨境并购的故事常常会用上“姻缘”、“love story”（爱情故事）的字眼，按此种逻辑，国外政府对跨境并购企业的安全审查机构则有点像故事中的“恶婆婆”。

在其中最典型的是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CFIUS 的代表们来自包括国防部、国务部以及国土安全部等，其职责是对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交易进行审查。

在此前的2012年，美总统奥巴马就曾以“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三一重工对美国风电项目的收购。而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CFIUS对华审查会否收紧也给境外并购带来了一系列不确定。

而如何应对这种来自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来自Ryan Commiunication的研究部主管诺拉（Nora Schlenzig）博士对跨境并购的媒体表现做了一个研究，她通过对中国境内和境外近500篇涉及中国跨境并购的新闻报道进行文本分析，认为中国企业和媒体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集体沉默”了。

研究称，国内媒体对于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报道较为有限。中国企业及其顾问在并购期间未能利用新闻报道的影响力。

诺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媒体有机会更有效地利用本土优势成为新闻源，向海外传播信息。

夏明晨也表示，中国企业应该更加积极地与媒体沟通，阐明企业的战略目标，比如“能带来双赢的结果”，他说，“这对于通过安全审查是有帮助的。”

普华永道在其海外并购报告中预测，由于政治环境的不确定以及2017年外汇新政的影响 ，2017年整体并购金额及数量可能接近或稍低于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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